斯大林和毛泽东见证，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实行了分区占领，最终使朝鲜分裂成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方的大韩民国。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刚夺取政权的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苏联，围绕朝鲜战争，展开了一系列互动。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后的第一次热战，它的爆发是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争夺霸权的结果。战争的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另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苏联则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开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两国两党关系仍存在着一定的疑惑和不稳定。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和苏联在反帝战争中真正联合起来，中苏关系也趋向稳定，双方实现了事实上的同盟。
怀疑与冷淡
抗日战争后，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政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在战后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并限制中共革命，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苏联的对华政策也不断转变。
展开剩余88%在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对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强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此，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来，在中苏之间构建所谓的“安全地带”；还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时，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与苏联彼此之间就存在着不信任、不协调。直到抗战结束后，苏联实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斯大林向蒋介石保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斯大林为实现在华利益，牺牲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权益，其与中共关系不可能不进一步蒙上阴影。
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争夺也逐渐白热化。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口岸登陆，并向华北和东北大规模输送国民党部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由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严重影响苏联在中国的利益，因而，苏联转变了对华政策，不仅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
1945年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万至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
不过，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充满变数，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中共军队刚进入东北时，苏联持谨慎的态度，担心中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但随着美国的介入，苏联为了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和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合作关系。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战略配合关系从未根本改变。
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因为苏联对中共的冷淡态度，中共实行独立于苏联的发展道路。1946年，毛主席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也越来越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注意从未来新中国外交方针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而在苏联方面，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也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逐渐紧密。毛泽东为加强与苏联关系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从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亲自访问莫斯科。但苏联从各方面考虑，仍采取慎重态度，多次以借口婉言拒绝。
正式结盟
1948年底解放战争胜负已定，为了解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斯大林派米高扬于1949年1月底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访问。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中苏走向同盟的第一步。
作为对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回访，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同月26日抵达莫斯科。在这次出访中，中方获得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援助的承诺，但是在废除旧约、解放台湾的问题上，中苏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等双方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了。
1949年1月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为了寻求经济援助和签署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正式会见斯大林。围绕改订新约，双方进行了会谈。但在第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结果其实并不满意。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作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但是，在12月24日进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但由于多种原因，使斯大林改变了做法，并最终作出让步。一是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因为自斯大林寿宴后毛泽东再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西方媒体猜想毛泽东被“幽禁”了。这种“流言”使斯大林很尴尬。二是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斯大林害怕把中国逼到西方阵营中去。最终，斯大林决定与中国签订一份新的条约。
新条约对1945年的条约作了改动：第一，缩短了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时间，即由过去的30年改为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第二，大连的行政权力过去受到苏方制约，现在则完全归中国管辖；第三，中长铁路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及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过去由苏方担任，现在则采取轮换制。斯大林大体接受了修改条约草案。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在关于苏联军队使用中国长春铁路和签订《补充协定》两个方面，中苏两国仍存在着一些分歧。
经过考验的同盟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苏双方在出兵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博弈。
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在战争初期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不同的是，美国很快决定介入这场战争，并扭转了南朝鲜军队的“颓势”。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新盟友摆脱当前困难的局面。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与罗申庆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交换批文
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汇报说，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谈了朝鲜半岛的局势问题。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他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敌人越过三八线时，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斯大林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但又不想让苏联公开卷入这场冲突，以免与美国发生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
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直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来通报情况。由于情况不明，从而缺乏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立即转移。但随着美国介入和战局陷入焦灼，新中国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1950年7月7日和10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之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的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布防。但此时出兵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虽然在是否参战问题上存在争论，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的讲话对决定出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和边防炮兵司令部（下辖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最终，中国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矛盾在朝鲜战争中依然存在，但协调和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
在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改变了斯大林认为中国可能走“铁托式”的道路，与苏联结盟是另有所图的想法。由于中国初创的人民空军还十分弱小，所以苏联是否能保证必要的军事援助和空中掩护，就成了出兵成败的关键问题。当时斯大林本不愿意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但随着中国参战，斯大林转变了态度，全力支持中国抗美援朝。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掩护运输线，但也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此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空军援朝部队也不断加强，还帮助人民空军培训了大批优秀飞行员。
当然，中苏之间在战争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役的具体指挥和战术的具体运用上也会发生意见分歧。但他们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依靠苏联。苏联在海陆空军装备及弹药等方面，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援助。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胜利，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中苏两国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为这一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连续3次战役的志愿军急需修整，在突破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后，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全军休整。由于朝鲜反对停止进攻，中朝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又是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调才化解了这次矛盾。他们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中苏经济交往频繁。1950年，中国请求苏联提供15.04亿卢布（约合2.84亿美元）的货物，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起重运输、能源动力等设备，以及黑色金属轧材、金属切削机床。这些都是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物资，而当时这些物资只能从苏联那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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